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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学丨马雅：出国集训班，干部子弟有点不受待见
—1979年出国集训班散记
1976年初，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了。回溯1966年，我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女校的高中毕业生（五年一贯制实验班）；1972年，又被贫下中农选送，回北京上了大学。然而，由于家庭“有问题”，在大学分配工作时，从五六百名应届毕业生中，我被精心筛选出来，发放外地。虽然绝大多数的北京知青，都被留在首都的研究所和大医院。
而那年十月，天地翻覆。越明年，竟恢复了高考。我想通过考研究生回北京去，同时，也憋了一口气。因为分在山沟里，外界的干扰少，所以工作之余，我可以潜心准备。因此，1978年我一举考上了研究生，接着又被选拔出国留学。一开始考研究生时，我是被逼出来的，而能够成为留学生出国，那只是一时半刻的“顺风顺水”。
在出国人员外语集训班的几个月里，我就跟做梦一样。现在回想起集训班，又恍如隔世。多么不同的世界——
我们班的褚老师比较引人注目。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漂亮，而是由于各种其它的原因。
她二十大几的年纪，比班上许多同学的岁数都小。可她一头乌发，往脑后挽一个䰖儿，就跟宋庆龄似的。这一来表示她已经结婚（名花有主），二来表示自己身份的庄重。
而且，她的上衣总是中式大襟，这也是宋庆龄的装束。别说，她在这上面还着实花了点心思：细灯芯绒的面料，黑底印着暗红的花卉。采用灯芯绒作料子，而不用天鹅绒或丝绒，就算不得铺张；但细灯芯绒不多见，又表明了人不俗气；采用黑作底色，很容易同群众打成一片，可暗红的图案，又平添了含蓄的妩媚。真可谓用心良苦。
小褚老师个儿不高，红红脸，着这一身剪裁合身的中式上衣，正把她的体型勾勒得恰到好处。
可她的引人注目绝不尽于此。几乎一开课，全班同学就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洋人，而且是个从澳大利亚来的留学生。那年头，跨国婚姻极少，她这么做，不但得想得开，还得能豁出去，所以，小褚老师很是与众不同滴。
好在已是1979年，民风较前开化，校领导特地让她来教我们这些人，多少有照顾体谅之意。而同学们对她，倒也没啥成见，这也多亏于当时宽松的大氛围。
小褚老师的教学水平平平，但口语好，应是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。然而，课堂上有一事，至今想起，仍忍俊不禁。
那是我们在阅读《新概念英语》时，碰到了一个新词儿，plump。大家平时念的英文，都是工具书，所以拿不准这个词儿的意思。
小褚老师试着给大家讲解，说这是用来是形容女性的，是瘦的反义词，可又不是胖，而且带有褒义。她说着说着，原来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们，望着站在讲台上的她，豁然开朗……
作者与小妹
集训班总共有几百号人，分成小班下来，每班只有三四十人。这三四十人，是我们经常活动的范围，接触较多。而小班又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大约十来个人。老张是我们的组长。
老张是上海人，交大毕业。他的中式对襟黑丝棉袄，外头套了件浅灰的布罩衫，斯文中带出一丁点都市人的讲究。
虽已改革开放，我们被择优而录，但我估计，班长、组长这些骨干，还都是党员。那时候，人们仍有谈心的习惯，尤其作为头头儿，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。
记得刚离集训班开课不久。某天课间，老张主动找我聊天，说起他父亲是上海普通的店员。虽家境平平，但他从上小学起，就是班上的“铁第一”。文革中，他分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“再教育”，直到这回考上研究生。
见组长如此坦诚，我觉得自己也应以诚相待，于是，我向他“交待”出，我家里是干部。其实，我家尽管是干部，可一直是有问题的干部。所以，就算上了大学，分配工作时，还是当“另类”处理，被发配外地；而这次考上研究生、出国生，虽有大局的推动，但总觉得有点侥幸。
这些事，我一般并不想提。而这次，却认为不应对组织隐瞒，或信口胡说。不料，我的嘈刚吐了一半（干部），却发现组长的脸色已变，于是打消了吐另一半（有问题）的念头。
事后想起，颇有点后悔。当时，我应当撒个圆谎，比如编个我爹在大学里教书什么的。我妹妹生孩子住院时，我爹前往探视，同屋的病友就问：你爸爸是教授吧？应当八九不离十儿。
按说，老张是上海平民出身，又一直被共产党培养，但一听我是干部子弟，就“谈虎色变”，这让我很不是滋味。看来，以他的经验，老张对干部和干部子弟，存有很深的看法。果然，以后事态的发展，证实了我的猜想。
和我同组的小张，也是上海人，父母是高知。她插队七八年，临被选拔前，还蹲在队里当会计。现在她一身墨绿涤卡，细格子衬衫从领口翻出，一双小皮鞋，一黑框眼镜，虽不张扬，却引领了全班知识女性的时尚。可在我看来，小张的出众之处，更在于她的目光，那眼镜片后面绝对学霸的光。她在班上年龄最小，可做什么都最快，回答问题最快，完成作业最快，连交考卷也是最快……
那年头的人际关系，除了谈心、交心之外，还讲究“一帮一，一对红”。于是，老张顺理成章地地把我和小张分到一起，继承和发扬了这个革命的老传统。往好里说，如果我的水平差，小张可以拉我一把。往坏里说，在小张这面“照妖镜”下，我这个“走后门塞进来的草包”，很快就会现出原形。
小张确实厉害。她从初中起，就开始阅读科技方面的原文书，父母又留过洋，口语的听说能力自然了不得。然而当时，全班的整体水平都不高，比如老张自己，就“打不过”小张。她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小张跟我一样，也喜欢看闲书。于是，在宿舍里，她说她的《呼啸山庄》，我说我的《简·爱》，她说她讨厌巴尔扎克，我说我烦狄更斯…… 于是，我又跟她说起我下过乡，后来还分回山沟，父母多年也没啥好果子吃。而她甚至向我吐露，她一直想去美国。我俩恨不得成了闺蜜，这乃是老张始料所未及。
在班上头一次自由发挥的对话中，小张和我，互相问答，向全班同学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经历，长达三五分钟，被全班喝彩，也为怕露怯的众人壮了胆。显然，我得益于小张的帮衬。却见组长老张坐在角落里，叹了口气，也没了脾气。
多年的锁国，尤其是断绝了和西方的关系，使当时学员的外语听说能力极差。我们作为入选者，虽然通过了考试，但那基本上是要求并不高的笔试。连个洋人都没见过，咋进行口试呀！
就连老师，除了跟留过洋的老前辈学了点“二手”英语，再就是听听进口的唱片和录音带。有些人死啃“灵格风”，学下那一口不伦不类的牛津腔，好像是来自英伦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。要是英国街头的老百姓，眼瞅着这帮穿毛服或剃平头的中国人，竟如此谈吐，一定会笑掉大牙！
在这芸芸几百学员中，倒有个别人的口语好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好：标准的美语，对答如流。而经领导调查，原来这几个人都属于从前“家里有严重问题”的，不是曾被“镇反”，就是“戴过帽儿”，好歹现已甄别平反。
也许当时是百废待举，甚至“饥不择食”；也许“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抓耗子就是好猫”，当时早成为人们的共识。总之，不知是哪位领导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一锤定音，就让这几位在大会上，向全体即将出国的学员，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。
那是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，几百人黑压压一片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竖着耳朵听。只见他一身劳动布，短短的夹克衫，箍腿的长筒裤，一双翻毛鞋，尽其所能的西部“牛仔”打扮。只不过当时在下的我们，多数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
更夸张的是，在他之后，一位李姓同学继续发言。记不得他究竟介绍了什么经验，只记得他说话跑了题儿，破口大骂遍地贪官污吏……在那白晃晃的日光灯下，黑压压的一群人照样听，依旧鸦雀无声。没人出来断喝，以后也没听说过有谁举报和“揪出”。
说实话，那会儿大伙儿对运动十分腻味，所以对它的苗头也很厌恶，所以好事者没有市场。难得的是，领导的心态也比较宽容: 这么多年了，让大家出出气，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冤枉的；有气老让人家憋着，反倒更容易出事……一时间，上面跟下头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周末时，学校常放电影，娱乐大家的学习生活。有一次，演的是《巴黎圣母院》，电影过后还有夜宵，吃肉包子。真是精神物质两不误，领导跟群众心连心。
可一散场，人们蜂拥到食堂，把那好电影的余兴全鼓捣光。于是，我独自在校园里散步，等那阵子热闹过去。没成想，有人居然跟我一样，也在路灯底下溜达。估摸是时候到了，我们才不约而同地走向食堂。
大师傅有点嗔怪：再来晚了就没得吃了！我俩忙跟他道歉。偌大的食堂里，凳子都被摆到饭桌上，就等着关门了。好在犄角还剩一张空桌子、两把凳子，好像是专门就为我俩事先预备好了似的。
我们自然而然地在桌旁坐下。他一身学生蓝，一副白眼镜，典型当年的书生打扮；只是相貌清奇，又操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。经自我介绍，得知他姓徐，中科院的研究生。接着，我们一边交谈，一边享受起那特受欢迎的肉包子。
当时，集训班里陆陆续续，已有人接到通知，去相关的使馆面晤，通过后就出国。当然，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。据他说，原单位某某人，业务特棒，很早就被英使馆召去面晤，但被驳回。单位觉得没道理，再送申请，仍被驳回。大家都挺纳闷。我问：别是对方认为他有什么政治问题？徐说：不会，普通平民出身，学的是理论物理。我又问：那到底为什么？徐说：认识他的人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，结论是：他的长相实在太丑！我根本不信：那能丑到哪去？！徐冲我笑了笑：你相信骨相学吗？嘿，有意思。只是因为刚认识，我不敢放肆，所以没对他的骨相说三道四。
那年头好电影不多，刚看完一个，印象还蛮深的。于是，我们又聊起《巴黎圣母院》。我从前看书时就不明白，现在看了电影还是不明白，那个神父为什么心眼儿就那么坏。
对我这个傻不拉叽的问题，徐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回答：那是因为在中世纪，人们的脑子受束缚，同时也没多少别的出路……
噢，原来那个长得倍儿精神的神父，到了现代，就可以不当神父，就不至于那么憋屈了！突然，我发现自己对“中世纪”，可以举一反三…… 不约而同地，我俩噗嗤一笑。
这时候，大师傅来哄人了。我们只好走出饭堂，在月光下共同走了一段路，然后各自回宿舍。
有一天，在校园里，我无意间又碰见了徐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被剑桥录取了，要去英国。
我说：太好了，恭喜你！我知道会是这样的。
他顿了顿：咱们能不能保持联系？
我也顿了顿，却一时没言语。
他说：这样也好。有运气的话，总还会见面。
当然，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记得妈妈提起，当年在抗大集训时，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。许多同学印象挺好，有的人甚至还很谈得来。但后来各自分到前线、大后方，萍水相逢，天各一方。
老康，是我们的班长。他五大三粗，高人一头。阳刚的体魄，信心满满的神气，无论在教室，还是在操场，常成为众人的焦点。其实，他长得并不怎么帅，可在几百号清一色的白面书生里，他确是一道风景线。
在班里，班长像个大哥。放露天电影时，他给我们班的女生占好地儿；班级间进行拔河比赛，他还能召集别的班给我们当拉拉队，总是罩着大伙儿。因此，班里人也都服他。
而据小张的情报（从组长老张那儿打探来的），老康是工农出身，而且是调干。原来如此！
说他是调干，在情理。他有组织和领导能力，像个当头儿的，打理起我们班来就跟玩儿似的。不过，那年头派个干部出国，只要上头看着顺眼，也未必业务就合格。
但那在改革初期，人讲究反思，我马上反思自己是否先入为主，有偏见，就跟组长老张对我一样。
同时，我注意到，班长总是比一般人来课堂要早，闷头自习，一本厚厚的专业书，一本磨破了的英汉词典。上课时，他不但能从容地回答老师的提问，有时还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浑不吝在别人眼里，问题提得是否好笑。而且，他总找机会练习口语，也不在乎他的湖南英语。
有一次，开大会讲时事，我打算借机出去一下，给家里发个电报。组长老张那儿都通过了，可在班长老康这儿却卡了壳。他一本正经地：这么重要的报告，不听跟不上形势！见我垂头丧气，他突然发问：你是干部子弟吧？天啊，经过跟组长老张的“交心”，我还不吃一堑长一智？！我眨巴眨巴眼，没吱声。没想到，班长道：没关系嘛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乡巴佬！然后呵呵一笑：你去吧。
从此，班长跟我似乎有了默契。
这也难怪。
学员里十之八九，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父母不是教授、医生，至少也是老师。前些年，尽管他们受压，可基因和家教在那儿摆着呐！至于少数那些从前“出身坏”的，更是厚积薄发。
至于干部子弟，我没打着灯笼满世界找，反正在集训班没撞见一个。一般说来，这些人学习不出色，也不见得愿意漂洋过海去外面苦读。记得有人就直接敲打我：别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！有先见之明哈。
而说到工农子弟，不是歧视，先天后天条件所限，真正学习好的实在不多。这是命运的不公平，然而是事实。
我不由得想起我爹。爹家里穷，亏着村里开明士绅的看重，才读完了乡下的小学。即使到了延安，进了马列学院，班里的同学有清华的、北大的，也有海归，还有从大上海扑来的。他在班里是十足的“土鳖”……
所以，老康能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。
五一放假，大家决定去划船。老康张罗着租了七八条船，把全班三十来个人分配停当，自己却独乘一只小船。有时，他有家长作风，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。这样做是不是搞特权？有同学半开玩笑地抗议。那会儿，人们都比较口无遮拦。
那天风和日丽，春光明媚，本是学习之余轻松一下的好时光。可我或许多心，总觉得有人在远处盯着我，不甚自在。而我的直觉告我，那人就是老康。
改天又上课了，然后午休，中国人雷打不动的午休。我忽地想起了笔记本还落在教室，脚尖儿往空中一踢，就从床上蹦起来，直奔教室。正当我在书桌里翻腾，冷不丁，有人闪进门来，回头一看，是老康。我有点紧张。
老康看去也挺紧张，脸色发红，相当窘迫。
其实，他站在一头，我站在另一头，中间隔着许多桌椅，可这无形的张力让人手足无措。
我正想没话找话，打开僵局。赶巧，走廊里似传来了小张的声音。像是得了救星，我马上跑过去，几乎是夺门而出……
事后，我琢磨：老康出身好，人能干，受领导提携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他也算一帆风顺。而那几年，风气乍开，禁锢了这么久，干啥事儿的都有。老康是不是那种但开风气之先的主儿呢？
而说来奇怪，以后我再也没感受过那天的“气场”，没有老康的，也没有别人的。也许老康会发功？
不过，老康挺够意思的，对我一如既往，就像他对班上其他的同学一样。也许，那天完全是我自己神经过敏。
集训班快结束时，有一天老康和我正打了个照面。他径直向我走来，告我他分到休士顿。我说你是搞石油的，这正对口呀。他咧咧嘴笑笑，就走开了，竟没有问我的去向。这老康！
后来，不时传来老康的一些消息，因为他做得越来越“大”。可再到后来，就听说他出事了，也不清楚是出的什么事。嗨，这就是老康！成事的是他，出事的也是他。
我每天早上都到操场去跑步。这并不是因为我特爱锻炼，而是因为我要了却从前的一个心愿。
1966年那年，我要上大学了。当时，总想着上了大学，我就每天早上到操场上去跑步。没料到，这念想一断就好几年。虽然之后经过乡下插队，当了工农兵学员，我又回到校园，可我从未生出过早上跑步的愿望，直到这回上了集训班。
我每天一大早就出去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真正去晨练、坚持不懈的人并不多，几乎只有大杨和我。
大杨身高至少一米八五，肩膀很宽；白净的脸上，黑眉黑眼，鼻梁笔直。我觉得国家队都该长成这样！
既然我俩天天见面，自然也就搭起话来。
他跟我一样，当过工农兵学员，可学校生活常被运动打断，收获不多。他父母是19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“海归”，他家的待遇总起来说不错。尽管文革初期受到过冲击，可他父母是搞国防的，所以被上面保了下来。
大杨实际上爱体育，什么都喜欢“玩”，但当时可选的项目不多。而且，他父母老在旁边唠叨：心要用在学习上啊！我听着听着，忍不住插嘴：要是在美国，你可不就成了职业运动员？他嘻嘻一笑。
就这样，他打球、跳远又长跑，而我光跑步，加上点抻胳膊蹬腿什么的，作为热身。
有一天，他过来告我，他被伯克利录取了，不久就要启程。我又忍不住：那因为你父母是校友吧？
他嘴唇动了动，没说话。
我知道他想说，即使父母不是校友，我也会被录取的。但他教养好，并没有这样说。我倒为自己有点脸红。
我说：祝你好运！
他回答：谢谢，也祝你好运！接着去跑完他的三千米。上跑道前，他还冲我招招手。
我望着大杨远去的背影。我知道，他的目光已经穿越跑道、操场，到了伯克利，到了加州海岸，冲浪，滑翔……这么酷的一个大小伙儿，不会整天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滴。
此刻，天色由黑蓝、灰红，渐呈黄白，操场上的灯光暗淡下去。太阳即将出升，晨风四起。那晨风拂面，刷刷地扫过树梢，带着空中微妙的气息，既令人激动，又令人不安。那时候，人人抱有希望，虽然希望不尽相同，而一切皆有可能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！